关于自由的经典论述
阿玛蒂亚•森1933年生于印度，至今依然保留印度国籍。1998年，他以福利经济学的工作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在经济学界，阿玛蒂亚•森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经济学的伦理层面，而《以自由看待发展》就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多年来的卓越成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时时刻刻都逃避不了对发展的思考与行动。过去、现在甚至未来，更多人更多时候一提到发展，首先浮现在脑海里可能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作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诸如此类的映像。但阿玛蒂亚•森却不是。他认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自由发展服务的。这也许就是阿玛蒂亚•森的伟大之处，面对现实的清醒和反思问题的深刻。发展带给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物质世界，同时也附送了关于发展中的诸多困境，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政治压迫以及人的价值虚无等等。沉浸在物质世界的欢愉中使我们很难察觉危险的悄然而至，以物质增长为首要追求的狭隘发展模式依然大行其道。阿玛蒂亚•森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在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中切入自由的视角。他在书中写道：“财富的有用性在于它允许我们做不少事情。但是这种关系不是排他的（因为还有财富之外的因素对我们的生活发挥显著影响），也不是单一的（因为财富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随其他因素而改变）。……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就是阿玛蒂亚•森所尝试的一种超越。
“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是一个规范性命题，而规范性命题仅仅是一种假设或理论前置，并不是恒定且不容置疑的，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与哲理分析加于证实。阿玛蒂亚•森在书中提出了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两个不同原因：其一为评价性原因，即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其二为实效性原因，即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自由的主体地位。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作者他着力在经验世界中寻找着一些或正面或反面的例证。诸如，举美国南方奴隶庄园经济下高额的实物报酬仍然阻止不了黑奴逃跑的事例，来说明人身自由、就业自由的重要性，其超越了效率、经济利益的意义；举印度民众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事例，来说明食不果腹的穷人同样会关心民主和政治权利；通过对历史上历次大规模饥荒的统计分析，发现代表着更多政治自由的民主政体更能防止饥荒的发生；通过对妇女主体地位与社会变化关系的研究，发现妇女解放不仅提高了妇女自身福利还改善了儿童生存率、降低了生育率。
在对“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的论证中，阿玛蒂亚•森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自由的理论体系。他将自由定义为“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在此基础上对自由的具体形态进行了分类，一类是对发展起建构性作用的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性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等等的自由；另一类是对发展起工具性作用的工具性自由，主要是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自由，一个熟悉而又陌生，可知而又不可详论的事物，却被他解析得如此生动而深刻。对自由的全方位、多层次地认识也注定阿玛蒂亚•森对世事的洞察，从而不乏诸多犀利而睿智的观点的闪烁：“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性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政治权利，包括发表言论和讨论的充分机会，不仅在导致对经济需要的社会反应上至关重要，而且对形成经济需要这个概念本身也具有核心意义”，“公众是变革的能动的参与者，不是指令或资助配给的被动的、顺从的接受者”，“人不仅是生产的手段，而且是其目的”等等。
《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年首次出版，至今已逾十年，但本书给世人的警示和启示却因为更多人盲目自大的无知而日愈弥新——十年间，世界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发展依然时不时偏离自由的方向，个人的自由依然在遭受着各种侵害和限制。阅读本书能让我们很好地认识、反思、改进我们的自身状况及周遭生存环境，我想这应该是本书之所以经典的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当阳市人民法院